编导影评分析范文伊朗电影《生生长流》

编导影评分析范文伊朗电影《生生长流》

　　1.1990

　　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吉奥吉.莫罗德和吉娜.娜尼尼的歌声响彻整个亚平宁半岛，这首或许是最成功的世界杯主题曲至今仍被一群人所津津乐道。

　　1997年大连金州，伊朗人马达维基亚在人丛中的“一箭穿心”现在回想都隐隐作痛。除了记恨想赢怕输的窝囊男足外，还有点不明白伊朗足球居然完全超越了中国（那会刚小学毕业，没什么充足的知识积淀）。

　　2006年，一名叫波尔哈尼的伊朗年轻球员在卡塔尔球场上——中国队球门线处做出了长约两三秒钟“极富挑衅性”的庆祝动作。那一刻，中国球迷的怒火被点燃，蒙羞以外，却说不出个具体的所以然。

　　不无可能的说，伊朗足球远比阿巴斯作品更有“亲近力”和影响作用。对于普通人而言，说这些和阿巴斯的《生活在继续》都有所关联——至少看过影片后，很多人知道：在1990年，伊朗大地震后的偏远山区村庄，能让一个孩子甚至一群人暂时麻醉乃至忘却伤痛的是那年的意大利世界杯足球赛，甚至有着一双绿眼睛的男孩子Reza几人还因熬夜看球赛躲过一劫。足球运动在伊朗的普及性，发自人们内心的喜好，随之而来的兴奋鼓舞，与电影一样成为不分语言、国籍的世界语。

　　2.人文关怀

　　发觉真想扯点什么，还要提一个被用烂的名词叫“人文关怀”，它的出现频率极高，不乏众人顺手拿来一用，相似的词语还有“救赎”等。

　　在这个国度人们更关心的是魏敏芝“脱贫”后的美好前程，而小男孩Ahmadpours的不同命运绝不是简单的中伊国情差异。我们的大师大导演忙着批上高雅艺术外衣、圆心中情结，将没做有，积极敛财。大作中常见的只是一通极权至上、虚伪说教，若干表情浮夸的角色外带些做作笑脸的群众演员。

　　中国那些顶着大师头衔的导演丧失甚至是不曾拥有的人文关怀，在阿巴斯电影里被记录在镜头中，脉脉不得语。

　　以1990年的伊朗大地震为背景，导演“阿巴斯”带着小儿子驾车重返地震后的灾区，寻访1987年《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小演员，希望他们逃过此难，在地震中平安无事。

　　远远的哀乐声起，配乐第一次出现在影片时，是在一处公路对面带着绿色生机的林间空地画面，人们忙着哀悼死去的亲人。随后窗外场景出现一个大“之”字形的山坡，旧景重现，那是小男孩Ahmadpours送作业本时几次跑过的山头。之后在Ruhi老人处小憩时导演望向几近坍塌、只剩堵墙的木门外，远处深景依然是一片充满绿意的草地。而墙上还有张中裂开来的画像，人们忙于自救、恢复往常。

　　3.记录与虚构

　　令观众第一次产生记录与虚构的界限混淆在Ruhi老人出现后，他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的一名演员。他说到了他本来没有那么老，是导演让他变老的，甚至驼背。他不认为把年轻人变老是种艺术，把老的变年轻了那才称得上高明。纪录片模样的影片产生了不小扭转，而问题就是老人在《生活在继续》里也算出镜，真实的他究竟是年轻还是老呢？

　　十个以上的人讲起了大地震的惨剧，无一例外的都有亲人丧生，唯有例外的是老头Ruhi，他孤老一人。造成无数死伤的地震是不可虚构的，看山体巨大的伤痕和四处倒塌的房屋已明显不过。《生活在继续》用大量镜头记录了真实的灾后惨景，多数地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废墟。便是导演四处问路遇见的人们不乏用绷带缠着伤肢、包着脑袋的，眼神忧伤面对着残酷灾难降至的家园。

　　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动人特质令观众保持高度清醒又能够投入感情，交相存在造成的间离效果在后半部分愈加明显。导演遇见了地震过后就选择新婚的青年，坐楼梯上套袜穿鞋的动作颇有印象（《橄榄树下的情人》的男主演，互相嵌套的戏中戏）。那层破旧小阁楼也就是《橄榄树下的情人》翻版，甚至成了阿巴斯之后灵感的来源。

　　喊背痛的小男孩是真实的，还有说演过教室第三排的小孩子（都出现在1987年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村庄三部曲之一），不过导演似乎已不不记得，插说这个导演并不是真的阿巴斯，作为记录的真实和作为剧情的虚构在《生活在继续》完美结合。

　　4.对比，对比

　　《生活在继续》不曾偏离的主线来自导演极力探寻着小男孩的下落，路上偶遇的旧识被汽车引擎过热的外因一段段隔开分放于影片之中（引擎麻烦导致汽车行驶一段就要停下来散热，以便继续上路）。

　　儿子的年幼无知并没有被导演责骂纠正，一度以为他会对儿子挑三拣四的诸多要求发火，却没出现。当然，在影片中，观众见着儿子对失去孩子的妇女一通精神安慰，姑且称之为安慰，挺难得的。一路同行的儿子，他的存在恰好反映出不同人们经历灾难后的不易，例如洗衣服的女人、被蚊子救活的小男孩、一家住帐篷、对着摄像机还有些不自然的小姑娘。

　　导演的视线始终停留在断壁残垣的灾区上，为灾后的惨不忍睹所震撼。强烈对比还来自锥心刺骨的时刻与噩梦过去的解脱，影片既没有掩哀而去，也没有夸大乐观；没有一味渲染惨象，也没有过于客观而带来冰冷，只有镜头注视下某一灾民目光言语中流露的坚韧顽强，努力活着力争摆脱困境。

　　“桑美”过后党的喉舌不断报道在《XXX文选》的指导下，受灾群众奋发向上，在人民干部的指挥下积极进行灾后重建。对于多数国人可没什么宗教氛围熏陶，真主上帝的保护，天灾人祸躲得了有时却也逃不过，若是听见亲人死伤家庭的控诉，人们愈发要迁怒于隐瞒灾情、急功近利而且好大喜功的XX们。

　　事实可能没有想象中的严重，也不是本文要说的重点。不是说国人的同情心泯灭，而是没能见着类似哪怕是接近的作品出现，何况同情不过是情感上的奢华。想说的只是基于以上一种事实：一个导演以献给1990年的地震灾民为题的电影，需要何种的角度切入，既不是迎取廉价同情，也不用以政策宣传。

　　只能说阿巴斯做到了，在呼应前作之余，把《生活在继续》真切而不煽情的献给了1990年伊朗的地震灾民。

　　5.阿巴斯的红上衣

　　1992年5月16日，在戛纳电影节上，基于对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做出的贡献，凭借《生活在继续》，阿巴斯穿着从一位并不相识的比利时人那借来的红色上衣上台领取了罗西里尼奖，成为电影史上无法忘怀的一刻。且不说戈达尔对于他的评价高度，毋庸置疑的是阿巴斯通过镜头传达给观众细致入微的特殊体验。

　　用费里尼献给自己恩师罗西里尼的话说就是：“罗西里尼给予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谦逊，是面对现实所保持的非常纯朴的态度。”

　　如果说见着1994年《橄榄树下的情人》结尾小号声中，绿色原野上小白点移动的长镜头是真心叫绝，那么要是先看过1992年的《生活在继续》，也许自己当时几乎要拍案大叫的兴奋会减去不少——总归是大同小异。

　　在《生活在继续》最后，导演没有追上Ahmadpours，不过知道他平安无事（日暮时分的山顶，画面上两个身影掠过），也随之放下心来。面对陡峭的连续斜坡，他和那辆黄色车子都有些无能为力。面对几乎是不可能的斜坡，正当以为他将踏上归程，车子又迎头冲上，而且捎带上了扛着油气罐的男子，互助共进，完美如愿。

　　这温暖得不行的一笔。

　　附：阿巴斯的村庄三部曲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Where Is the Friend's Home)87分钟，1987年

　　《生活在继续》(生活在继续)91分钟，1992年

　　《橄榄树下的情人》(橄榄树下的情人)103分钟，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