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剧作《王子复仇记》电影赏析

莎士比亚戏剧被视为英国的国粹。要将这“国粹”成功地搬上银幕，既是许多英国艺术家梦寐以求的心愿，但往往又望而却步。因为要将莎剧改编成电影，必须接受来自莎剧权威在学术上的拷问和一般观众因理解的困难而带来的票房考验。这一重大的艺术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影剧双栖艺术大师劳伦斯·奥立佛的肩上。

劳伦斯·奥立佛曾任著名的老维克剧团团长和英国国家剧院院长，加上他在莎剧和电影这两方面深厚的艺术修养，而且已有了对《亨利五世》成功改编的经验，因此，要将莎剧《哈姆雷特》改编成电影《王子复仇记》应该是胸有成竹的。

奥立佛在处理影片的主题和哈姆雷特这一艺术形象时，重点并不在复仇，而在于对哈姆雷特这一人物悲剧根源的深度探求上。哈姆雷特在德国威登堡大学学习时，深受当时流行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人生、对世界充满了乐观的幻想，他反对封建等级特权，主张人人平等真诚；他谴责专制暴虐，向往仁爱和谐。然而，父亲的暴死，叔父的纂位，母亲的匆忙改嫁，残酷的社会现实将他的理想之梦撕得粉碎。但是，当他从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中看到了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黑暗时，又强烈地感受到要改变这个“颠倒混乱的时代”，“负起重振乾坤的责任”。因此，他想把个人的为父报仇同改造社会的责任结合起来，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又是那样的艰难。他装疯卖傻，在自己心爱的女友面前都不能说句真心话而要装得冷酷无情，甚至用夸张怪诞的语言吓唬她；后来他虽然借演戏求证了父亲鬼魂的话，认清了叔父狡猾奸诈的罪恶本质，但又苦于一时找不到复仇时机；他还误杀了女友的父亲，令女友精神分裂以至溺水而亡．．．．．．这一切又使他深感邪恶势力的强大，自身任务的艰巨，自己苦苦思索也找不到改造社会的途径。因此，他一次次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他悲愤忧郁，优柔寡断，甚至还一度想到“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后来，尽管他不断地谴责自己的柔弱，鼓励自己奋起行动，将杀父仇人和狡猾残暴的统治者克劳狄斯杀死了，但负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母亲被毒死了，自己也遭到敌人的暗算落得个同归于尽的悲剧下场，改造社会的理想化为泡影，只能寄希望于唯一的同盟者霍拉旭。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哈姆雷特这种复杂、矛盾的性格，正是人文主义者的进步性与软弱性的表现。影片的编导正是要通过哈姆雷特的悲愤忧郁、优柔寡断的性格造成的悲剧，来深刻揭示人文主义理想同现实社会（强大的封建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

奥立佛在本剧的改编过程中很好地把握了一个度：即在不伤原作精髓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一切电影艺术手段，尽量使戏剧电影化，从而达到情节更简练，矛盾更集中，人物形象更丰满，思想内涵更深刻。首先，他在保留主要人物和全剧的情节主线不变的前提下，删削了几个次要人物及其相关的次要情节，这样使情节更简练集中，缩短时间便于观众观看；其次，在保留主要人物的重要台词及其诗化的语言风格的前提下，适当删减过于冗长的独白和一般化的对白；同时在处理大段人物内心独白时，采用画外音和相对应的典型电影画面相结合的方法去表现，使人物的内心活动视觉化、形象化，观众更容易理解与接受。如在表现“生存还是毁灭”这段著名独白时，画面上先出现一级级向上推移的石阶，石阶上俯伏着失声痛哭的奥菲莉娅，接着画面上出现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接着再推出沉浸在“生与死”哲理思考中的哈姆雷特。这样，借助痛苦的奥菲莉娅和汹涌起伏的波涛等画面，将哈姆雷特内心的矛盾痛苦形象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其三，导演创造性地运用电影的移动摄影来代替不动的戏剧观众。如在哈姆雷特与父亲的灵魂相遇的一场戏中，表现王子听到鬼魂诉说谋害真相时所产生的震惊，就是通过摄影机多方位移动而显示出来的：开始，鬼魂没有露面，观众只是从王子恐惧的表情中知道它来了；接着摄影机突然升高，然后又回到中景镜头，鬼魂还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更令人疑惑恐慌）；接下来，又用了一组跟移镜头，表现王子尾随鬼魂爬上塔楼之后，鬼魂才终于露面；这时，摄影机又渐渐上升，俯拍因恐惧而瘫倒在圆坛上的王子的身影。观众从这里获得的信息与感受是舞台剧中无法比拟的。

其四，在影片的造型方面基本采取了戏剧风格。黑呼呼的古城堡，深邃而幽暗的、洞穴式的王宫，粗糙而简陋的陈设，加上影片的基调始终是“灰色”或“死黑色”，使人感到这似乎不是华丽的王宫，而更象阴森恐怖的监狱。但这种造型设计更接近舞台，有利于忠实原作的风格，同时也与整个剧情的阴郁气氛相和谐。作为整个影片标志性造型的就是那座高高的塔楼，影片中一些重要情节、哈姆雷特的一些重要活动、重大决策都发生在塔楼上。更有意味的是，开头，哈姆雷特与鬼魂相遇，决定复仇在塔楼上；结尾，哈姆雷特死后的归宿也在塔楼上。所以这座塔楼的象征意义就在于它是这场悲剧的见证，更是这段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