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恋桃花源》编导影评分析中国台湾电影

      台湾话剧导演赖声川被《洛杉矶时报》称为“台湾剧场最明亮的灯”，而他的《暗恋桃花源》也做为其代表作被对台湾话剧有兴趣的观众所注意，而对于该剧所表现的主题历来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由于该剧有话剧和电影两个不同的版本，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根据话剧《暗恋桃花源》所改编的电影。　
　   先看《暗恋桃花源》的主要剧情，应该说，《暗恋桃花源》是借由两个三流剧组《暗恋》和《桃花源》在公演前一天抢夺剧场开始彩排而展开剧情的。其中《暗恋》是讲一对乱世爱侣江滨柳与云之凡相爱又不能相守的悲剧，《桃花源》则以渔夫老陶（桃）、春花（花）夫妇，与袁（源）老板之间错综的三角关系为经纬编织桃源和武陵的落差。表面上看，这两部话剧一部是庸俗小资情调的怀旧戏，一部是民间曹台班子的闹剧，本身并不具有什么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反对去把《暗恋桃花源》的具体情节做任何过渡诠释。我们认为，《暗恋桃花源》的第一个意义在于他的结构上而并非内容上。
　　自有剧场演出以来，人们普遍形成了艺术高于生活的共识，在审美的定义下，艺术和生活的空间越来越被人为的分割，直到自然主义提出的“第四面墙”理论为极至。这种分割固然可以保证剧场演出的严密性，但也限制了剧场空间的扩展，观众在剧场中完全成为了客体，失去了主动参与戏剧的可能，也使戏剧被禁锢在简单的“虚构”和“真实”之上而不能自拔。大多数话剧观众对话剧的欣赏仅仅停留在“像”与“不像”的阶段上。而随着现代声光技术的发达，剧场中的 “像”与“不像”显然已经毫无意义，这个时候，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打破这“第四面墙”，如何在空间上造成融合了。
　　在《暗恋桃花源》中，导演使用了套层结构，即戏中戏的形式。整个电影在一个大故事（两剧团争剧场）的故事之下又有两个话剧的演出。我们注意到，《暗恋桃花源》讲的是“现在”。对全片来说，电影时空几乎是和现实时空同步的；“暗恋”讲的是“过去”，是戏中戏之一，它的舞台时间主导了影片的电影时间；“桃花源”讲的是“遥远”，是戏中戏之二，它的舞台时间主导了影片的电影时间；而当两剧组同在舞台上并发生冲突时，是戏本身，一个不断来寻找刘子骥的女人暗示了影片基本电影时间架构的现在时态。这种套层结构的使用很明显，就是让片中片/虚构中的虚构与影象叙事的另一部分/虚构中的真实形成两相对照的镜像文本，他们彼此折射、彼此包容与说明，以及另一互文本的方式构成同一文本叙事。也就是说，实际上两个话剧起了结构上互相支撑，文本上互相解读的功能。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坚持认为不能将其中任何一剧单独拿出来分解。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影片所讲述的是三个故事，而这三个故事的比例大概为2：4：4。根据剧情，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解读出来《暗恋》和《桃花源》的关系，即互相对照。桃花源中武陵即暗恋中做为凡人的江滨柳的生活，而桃花源则是江滨柳心中的云之凡。按照赖声川的说法，《桃花源》是补充说明《暗恋》的，也就是说，《桃花源》是《暗恋》的又一个结局，《桃花源》的最后袁老板和春花陷入无奈的生活中就是江滨柳和云之凡的又一结局。有人就此在这个层面上指出，《暗恋桃花源》讨论的是爱情和幸福的或然性和必然性。这当然是一种解读，但总还是太过表层，这种解读只解决了两个独立的文本之间的表层联系，没有很好的深入内部。
　　让我们注意一下做为话剧的《暗恋桃花源》的创作时间，《暗恋桃花源》的首演，是在1986年3月3日，熟悉台湾历史的人都知道，1986年是台湾的临界点，正是台湾戒严与解严交接的日子，此时的台湾正处于变化和不变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暗恋桃花源》的出现如果仅仅是对爱情和幸福的探讨，那也就不会如此的受关注。如果我们注意到江滨柳这个人物，就会发现，赖声川借此所做的是台湾历史和未来的思考。正如朱天文所说：赖声川的戏剧每次公演，都成为负有社会参与感和归属感的社交活动。而如果我们从文化的意义上考虑，则会发现，在两剧交替演出和台词的穿插的背后，两个戏剧即进行了相互诠释和影射，也做了相互的解构。 
　　在《暗恋桃花源》中，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两种话语权的斗争，《暗恋》所代表的传统正剧话语受到了《桃花源》所代表的解构性话语的挑战，将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话语放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斗争，正如巴赫金所说：“自我“永远无法获得完全的自主性”，每一种话语都试图在与别种话语的交谈中“成为标准的、特权的话语”。而在《暗恋桃花源》中，这种话语的斗争直接体现为谁占据“舞台”，谁成为权威话语。甚至到了最后，导演干脆让两剧发生正面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