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恋桃花源》编导影评分析中国台湾电影,章节2

　　“桃”导演：我好好一出喜剧，被你们弄得乌烟瘴气的……  
　　“暗”导演：好，老弟，你不说我还不好意思说，我看你的喜剧，我好痛心啊，我最崇拜陶渊明了。　　“桃”导演：好好好，没有关系，你不讲我也不讲。我看你的悲剧我很想笑。 
　　“暗”导演：什么话
　　“桃”导演：什么话？你自己看看，一个快要死的病人，从床上爬下来，嘴里哼着歌去荡秋千啊！这叫什么玩艺儿！啊？还有山茶花，山茶花怎么演？你现在演给我看，你演，你演！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已经清楚的获得了导演发送的信息，那就是，他所要讲述的，与其说是关于幸福的问题，不如说是更深远的关于文化的问题，由此我们说，《暗恋桃花源》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寓言。 
　　让我们从电影的镜头和布景入手去进一步解释这个问题： 
　　在《暗恋》中，色彩暗淡沉重，顶光使用逐渐减少，侧光增加，给人凝重又真实的感觉。而当影片进入到《桃花源》时，色彩顿时转为明快夸张，多用绿，粉红，蓝色系，使用全光，少有补光，这种非写实性的光色设计和大量的正面长镜头突出了剧场感。而《桃花源》的布景则采用传统的山水画，这样的设计充分运用了中国文化传统符号，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意识，也是台湾外省移民心中的家园形象，是一个美好的“中国“形象”。但当观众发现这样和谐的布景上有一块完全的空白的时候，文化上的断裂感就以直观的形式出现了。在这里，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中国人共有的传统文化意向被割裂后造成的景观。凝滞而沉重的历史和虚幻的未来同时呈现在了观众面前，也就是接受美学所津津乐道的召唤结构。而在赖声川那里，这个裂痕也就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对比和呼应，而这种呼应不但是台湾和大陆关系的隐喻，也是历史和未来的隐喻，正是基于这一点，才使《暗恋桃花源》获得了更深远的意义。
　　如果要解读《暗恋桃花源》，那语言也是一把不可获缺的钥匙。
　　我们看到，《桃花源》刚开始是老陶在开酒瓶。这酒瓶有瓶盖但就是打不开。老陶说了一系列的“什么”——“这叫什么家？这叫什么刀？这叫什么饼？”而到了桃花源之后，老陶又发现，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竟连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正是雅克布森所谓人类换喻能力的失灵，而其背后所体现的恰恰是索绪尔对于语言共时性的理论。我们注意到，当武陵和桃花源都只成为所指的容器的时候，其中任何的词语都可以被取代，而这种取代则意味着对于《桃花源记》这样的经典的符号偷换。即使一个人对于周围的事物的都说不出来，形容不上来，这些事物也依然存在，变化的仅仅是事物的名称。这样，就可能形成一种失去语言的历时性后重新凝结的共时性。赖声川的尝试在于，用历史切割历史，进而形成新的共识。这就使得《暗恋桃花源》在讲述贝尔托鲁奇“个人都是历史的人质”这一命题的同时获得了一种向外突破的张力。我们注意到，桃花源人恰恰是武陵人的后代，这样的设计也就有了非常明显的意味，那就是：向前看。而影片中两个话剧占据一个舞台时因为搭错词而造成的互相诠释、对峙又互相攻击的情节则是对布莱希特理论最彻底的贯彻：“间言之，不能让观众陷于神志昏迷的状态，给观众一种幻觉，好像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自然的、没经排练过的一个事件。”整个影片将观众放置在认同与间离之间，即反对完全理性审视，又反对完全投入感情，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艺术克制。 
　　在电影的最后，“时钟”出现在《桃花源》的背景中，“落英缤纷”又影响了《暗恋》。过去是无法挽回，记忆是无法重建，就如桃花源也无法回去一样，到了最后，连寻找桃花源的刘子骥都丢失了，生活/舞台，理想/现实，过去/现在，记忆/忘却，这样的冲突充满了张力，而这种文化寻根的虚幻和对未来毫无把握的焦灼才是赖声川等台湾艺术家心中永远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