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鬼子来了》电影影评赏析

与尤凤伟的小说原著《生存》相比，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有了更多的荒诞成分，有时候夸张、荒诞不一定就是好，因为它破坏了真实感，很容易误导并降低观众的严肃反思。尽管如此，这部黑白片还是足以引起我们关于民族性以及生存与死亡、政权与人民等深刻问题的思索。在看这个影片之前，我曾读过风行的“四不像”小说《狼图腾》，所以在看完《鬼子来了》之后，我脑子里徘徊不去的老是“羊性”和“狼性”这两个词，我知道用“羊性”来概括中国的民族性还是简单了点，民族性本身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生存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在漫长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从鲁迅的关于“看客”和“人血馒头”的隐喻到《狼图腾》直截了当的断言，我觉得都给我们这个古老而卑微的民族提供了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鬼子来了》也是如此，它是姜文这个独特的个体生命以独特的电影语言对民族性的一次拷问，荒诞而不是滑向喜剧，最终以日本军队在军乐声中疯狂地对挂甲台屠村，以幸存的马大三因为复仇而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死刑、恰恰又死在他不愿意下手杀害的日本俘虏手里的悲剧告终。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对中国广大农村来说，向来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似乎有着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孙中山说这是“一盘散沙”，马克思说这是 “一袋马铃薯”，正是这样的“广土众民”构成了中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的基础，秦始皇以来的中国（甚至更早的权力纷争），一次次改朝换代都没有触动这个根本，多少次“胡人南下而牧马”也不曾改变什么，无论是蒙古铁骑还是满洲人的弯弓都曾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片辽阔的大地，其中也有反抗、甚至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历史惨剧，但是更多的是顺从、是屈服，给汉人做顺民、做臣民还是给异族做顺民、做臣民，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差异，重要的是生存，是“好死不如懒活着”，肉体的存在高于一切几乎已内化为一种本能，所以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有之很快也会流变为低级的迷信，是为世俗生活服务的，不具备超越于世俗之上的精神维度。对这样的民族而言，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做顺民是多么的顺理成章（当然，其中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踏上了抗日之路也是正常的）。

对强权、对武力的恐惧和屈从是一个“羊性”十足的民族的常态，当我们感叹皇权总是如此稳固、人肉的宴席总是如此丰盛，我们总是像一头羊一样免不了“刀俎之间”的命运时，往往不是血脉偾张，从而起而掀掉这个密不透风的铁屋子、毁坏流水的宴席，去寻找人的尊严和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是正好相反，我们对专制、压迫和奴役充满了仇视，却不是要改变这样的格局，而是羡慕、膜拜那顶血泊中浮起的皇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也”之类的中国式豪言壮语不绝于耳，那就是从顺民滑向暴民，铤而走险，揭竿为旗，斩木成兵，在冷兵器时代曾一次次颠倒了显赫一时的王朝，可惜始终没有改变王权专制本身，成者为刘邦、朱元璋，败者为陈胜、吴广，为张角、为黄巢、为李自成、为洪秀全，无论成耶败耶，他们的思维方式都如出一辙。更多的时候、更多的人当然是做顺民，暴民是非常态，顺民才是常态，所以一部二十五史常常是那么沉闷，要么就是等到王朝衰微时的山呼海啸，目的还是要重建一个顺民秩序、暂时做稳奴隶的差序格局。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也归结于生存，只有肉体生命的一元，没有精神生命可言，这是“羊性”民族的本质特征。有人说这是缺乏宗教所致，反过来说，正是这样根深蒂固的一种民族心理阻碍了宗教的发育或引入，即使佛教到了中国，也迅速沦为谋取世俗富贵功利的道具，在这块“成王败寇”的土地上，人们习惯了逆来顺受，习惯了仰望权势、敬畏强者、崇拜胜利者，只有渗透了骨子里的成败观念，缺乏最简单的是非观。哪怕外敌入境，只要能在刺刀、枪口下暂时做稳奴隶，继续自己的顺民生涯，绝大多数人都会像挂甲台的村民那样。

也该马大三倒霉，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偷情还要点灯，他在枪口下接受了看押两个俘虏的任务，从此改变了他本人、乃至全村人的命运。他们的所有表现对一个“羊”性民族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马大三一面怕抗日队伍，一面担心炮楼上的日军，在日军眼皮看押两个活人面临的艰巨可想而知，对方只是用枪顶着他的额头留下了“一样不能少一个不能丢”的交代，但他只能撒个谎说对方抛下的是“要全村人的命”这样的狠话，将这副担子由村民们共同承担，群策群力，而不是独自去面对这一风险莫测的“飞来之祸”。在粮食奇缺、自身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要养活两个敌人的俘虏，更是让马大三忧心忡忡。可是当送俘虏来的“我”一方食言不来带走，而是让他们就地处死俘虏时，全村上下老少爷们竟无一人敢下手，其中有胆怯、害怕的因素，更有迷信过年过节杀人不吉利等复杂的原因，最后抽签，这个任务落到了马大三身上，他因为情人怀孕，怕杀人不吉利，又带着种种复杂心理，还是下不了手。最后连外面请来的老刀斧手也失手了。两个俘虏由此生存了下来。全村人却因此而向毁灭之路滑去。这个故事的曲折、起伏本身就是活生生地呈现了我们的民族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