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电影《鬼子来了》的寓意核心（二）

如果仅有改编的深刻思想意图，却没有改编的高超艺术手段，那么改编就不可能成功。《鬼子来了》的成功之处，首先是编导对小说《生存》的情节删繁就简：在小说里，日本鬼子花屋小三郎与日军翻译董汉臣时分时合、各说各话的对比性复调合奏，既被其他情节遮蔽，又非贯彻始终的情节主线。电影删掉了大量过于枝蔓的小说情节，运用电影独有的镜头叙述优势，把这一充满张力的对比性复调合奏贯彻始终。而改编得以成功的关键，就是编导找到了能够包容多重寓意，甚至能够包容相反寓意的寓意核心：“我”是谁？

片头“我”送来俘虏后，紧随其后的情节主干是审问。审问过程的关键细节，则是马大三提醒五舅姥爷：“你老给问问，那个……‘我’是谁呀？”村学究五舅姥爷赵敬轩，在愚民政策允许知道的范围内堪称无所不知，令中国头脑休克两千年之久的不知所云的屁话，他几乎全都知道，诸如“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养虎为患，夜长梦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恭敬不如从命”等等，甚至还能用《诗经》体，诌出一篇可笑之极的中日契约，然而他同样不知道“‘我’是谁”，只能问受审者：

“你们给我说说，‘我’是谁呀？”

受审者满脸困惑：“您？这下您可把我难住了，我咋知道您老是谁呀？”

这是编导故意制造的一个语言技术故障，《鬼子来了》的寓意核心，正是这一语言技术故障——“我”是谁？

揭示这一语言技术故障，在这部虚构的中国电影里，是故意的。然而这一语言技术故障，在真实的中国历史里，也是故意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中国皇帝不再自称“朕”，改为自称“我”。——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名实之辨：君臣实质不变，但名称却混淆于同一个“我”。“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华文明之父孔子如是说。悲剧性的20世纪中国历史，无不源于这一名实混淆的语言技术故障。

片头马大三问“谁”时，持枪的隐身人如果不说“我”而说“朕”，不识字的愚民马大三不可能知道“朕”是谁，只能向五舅姥爷请教：“你老给说说，‘朕’是谁？”博学的愚民五舅姥爷，就会洋洋得意地大笑：“这你就不懂了。‘朕’就是皇上。皇上哪能像咱们老百姓一样自称‘我’？皇上自称就叫‘朕’。知道不？”马大三会说：“知不道。皇上咋不把话说得更明白些呢？”五舅姥爷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对“五队长”指示电影评论范文及影片分析，移用于此：“干大事的人，不能把话说那么透啊！”随后五舅姥爷就会对马大三等一干村民说：“这差事是皇上派给咱们全村的。谢主隆恩吧！”于是由五舅姥爷领头，挂甲台的全体村民面朝皇都，齐刷刷跪下，磕头如捣蒜。

由此可见，倘若没有混淆“我”与“朕”的语言技术故障，中国历史就要重写。倘若没有这一名实混淆的语言技术故障，《鬼子来了》的剧情也要重编，马大三就不必请五舅姥爷代问受审者“我”是谁。五舅姥爷如果想开玩笑乃至卖弄学问，当然可以像孔乙己那样考考受审者：“你们给我说说，‘朕’是谁呀？”

中国书和日本书都读过的中国愚民董汉臣就会大声回答：“报告长官，‘朕’是所有中国皇帝的自称。我答对了——饶命！”

不过被迫以农民冒充武士的不识字的日本愚民花屋，肯定不同意：“你答得不对。‘朕’是大日本天皇的自称。你们全体中国人都该像我一样，做效忠大日本天皇的奴才——你们杀了我吧！”

倘若真是如此，那么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史（包括抗日战争史），就有了最合理的解释，不过电影却拍不下去了。正因为辛亥革命后握有绝对权力的“我”都不敢再直截了当地自称“朕”，而是绕着圈子自称“我”，因此姜文们也必须绕着圈子把这部电影拍下去。

握有绝对权力的“我”之所以不敢再直截了当地自称“朕”，是因为发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孙中山已经宣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此以后，谁要是胆敢在中华大地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自称“朕”，就会像袁世凯一样立刻完蛋。所以袁世凯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实质上的“朕”，胆敢名正言顺地自称“朕”，只能名不正言不顺地“我”“我”不休。于是被愚弄的中国百姓误以为，那个“我”与自己这个“我”一样，如《世界人权公约》所言“人人生而平等”。然而中国百姓又明知那个“我”，与自己这个“我”不一样，因此不得不到处打听“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