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电影《鬼子来了》的寓意核心（一）

《鬼子来了》改编自尤凤伟的小说《生存》。在小说里，“我”是一点也不神秘的“吴队长”。在电影里，“吴队长”变成了六旺“出了村过了河”去找的“五队长”。

“吴队长”用枪顶着马大三，命令他闭上眼睛，丢下两个麻袋，说是在马大三家暂寄到年三十，却又迟迟不履行承诺前来取走两个麻袋——其中藏着两个俘虏，日本鬼子花屋小三郎，日军翻译董汉臣，导致挂甲台全体村民，陷入了被近在咫尺的日军炮楼发现该村藏有两个俘虏，因而屠杀村民的巨大危险。于是马大三不得不让六旺“出了村过了河”，去请示“五队长”如何处理那两个俘虏，同时请求“五队长”尽快让村民脱离危险。然而“五队长”竟说：“我们没往挂甲台搁过人啊！”——“五队长”说的是实话，搁过人的是“吴队长”。

“吴队长”变成“五队长”，而且否认送来过两个俘虏，拒绝取走两个俘虏，是编导从出发点上着手的颠覆性改编，于是原本略有荒诞但还算合理的小说情节，被彻底荒诞化。片尾字幕里，既没有“吴队长”，也没有“五队长”，然而有那个神秘莫测的“我”。“吴”先转为“五”，再转为“无”——即非人的“我”，因而小说原有的情节即便被保留，也开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最后抵达了与小说情节完全不同的结尾，开掘出与小说寓意完全不同的寓意。

艺术作品的寓意，不能隐晦过深，否则就没人能够索解。然而艺术作品的寓意，又不能过于直露，否则就成了乏味的说教。因此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既留下种种暗示寓意的蛛丝马迹，又时时用障眼法来淡化每一次暗示。比如由六旺口中的“五队长”，又衍生出马大三口中的“四队长”、“七队长”，董汉臣口中的“八队长”，就是障眼法。不仅如此，为了不让观众轻易窥破寓意，编导还特意不让“五队长”在电影里直接出现，“五队长”否认送来过俘虏，也由六旺间接转述。对这一至关重要的点题性间接转述，编导又故意让六旺反复使用滑稽绕口令“出了村过了河”来转移观众视线。

“我”既非“吴队长”，又非“五队长”，那么“我”究竟是谁？答案在于编导增加的、小说原本没有的一个象征场景：秦始皇始建的长城。编导增加的、小说原本没有的一个象征人物：慈禧太后的刽子手一刀刘。长城不会说话，所以编导让奉旨行刑杀了民族英雄谭嗣同的一刀刘，亲口点出电影的根本寓意：“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至此，“‘我’是谁”的答案水落石出：“我”就是“朕”。“朕”是秦始皇登基时发明的自称，也是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前，所有中国皇帝延用两千多年的自称。

编导试图通过艺术语言的荒诞和不合理，来揭示中国历史的荒诞和不合理。因此小说里的“吴队长”，先变成电影里的“五队长”，再与“吴队长”脱钩，成了神秘化、荒诞化、非人化的“我”，成了绝对权力的象征。就这样，刻划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特定历史时刻的写实主义小说《生存》，被改编为揭示两千年中国专制史及其必然后果的象征主义电影《鬼子来了》。

中国之西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之南是文化落后的烟瘴之地，之东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近代以前，中国人无须对西戎、南蛮、东夷设防，只须对北狄设防，因为中国之北，仅有一马平川的大漠。所以近代以前，中国的边患总是来自北面的大漠。因此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不得不建造人为屏障万里长城，其后汉、明等朝也反复加固重建。然而近代技术突飞猛进导致冷兵器时代终结之后，大海不再是无须设防的天然屏障，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的外患总是来自东边的大海。然而时移世易，先秦以前极其伟大的中华民族，先秦以后日益丧失其伟大，因为秦始皇以后的无数中国帝王，自以为握有高枕无忧的绝对权力，两千多年来肆意愚弄和无尽戕害着中华民族，导致抵御外侮的能力持续递减，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伟大的中华民族，终于被“教化”、“整治”成了既无胸膛血性、又无头脑理性的卑怯奴隶和狡诈愚民，仅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为最高生存目标。南征的漠北胡人，西侵的东洋日军，都是外侮，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不敢反抗本国侵害者的民族，必然是不敢反抗异国侵略者的民族。